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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瘟疫:威權主義的溫床?

            2020-04-28 14:5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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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J. 埃文斯 活字文化
            面對新冠病毒的巨大威脅,一些國家的政府與領導人強調了權力集中的重要性。對他們而言,在疫情帶來的混亂中,一個強力政府能提供明確且有力的指示;而威權主義正是這樣一個可以自我專斷、自我約束的政治理念。相較于尋常時期,民眾期望政府可以在特殊時期作出更多的決策;相對應的,民眾也愿意在特殊時期交付政府更大的政治權力。但是,在某些國家,政治家通過一系列手段將原本相對分散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這樣的做法未必是基于對人民安危的考慮,而是對于權力的渴望和鞏固自身地位的需要。
            正如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希特勒為黨魁的納粹黨,正是利用了一戰后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對戰敗國德國的掠奪性制裁、以及經濟大蕭條后民眾普遍的激憤情緒,逐步獲得政府實權,從而走上極端種族主義與對外侵略的道路。戰后創傷與經濟頹靡,成為政治強人權力出籠的契機與威權主義抬頭的溫床。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 埃文斯所著《當權的第三帝國》中的相關篇章:“納粹黨的成功與任何具體政策無關,而是基于它為德國未來規劃的遠景:人見人恨、只會制造悲劇的魏瑪共和國必須消失;德國人民將再次團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不分政黨和階級,就像1914年那樣;德國必須在國際舞臺上重振雄風,再次成為一股領導力量。”
            本文摘自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 埃文斯所著
            《當權的第三帝國》
            1919年的德國(特別是在慕尼黑)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右翼極端反猶團體。到了1923年,其中一支脫穎而出:希特勒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鑒于希特勒和納粹黨后來獲得了巨大權力和影響力,后人對此著墨甚多,在這里我們必須強調,希特勒的黨在20世紀20年代結束之前一直處于邊緣狀態。換句話說,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天才,能夠只手為自己和黨贏得大眾支持。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納粹德國元首、總理,納粹黨黨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
            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奧地利,起初他過著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以藝術為志業,但最終失敗。希特勒有一項天賦,那就是用言辭煽動群眾。他的政黨創建于1919年,和其他極右翼邊緣政黨相比,納粹黨精力充沛、冷酷無情、崇尚暴力。1923年,納粹黨認為可以效仿墨索里尼在前一年成功進軍羅馬的行為,在慕尼黑發動一場政變,并以此為跳板進軍柏林。但是納粹黨在巴伐利亞被軍隊和保守主義勢力打散。槍聲一響,人們就作鳥獸散,政變隨即宣告失敗。之后希特勒被捕,被投入蘭茨貝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在那里他口述了自傳形式的政治小冊子《我的奮斗》(Mein Kampf),給希特勒打下手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負責記錄。當然,那并不是一幅藍圖,而是希特勒基本思想的概要。如果有人有興趣一讀,就會發現書里主要講的是反猶主義。
            魯道夫·沃爾特·理查德·赫斯(1894年4月26日-1987年8月17日),納粹德國政治人物,生于埃及的亞歷山大港,1933年至1941年任納粹黨副元首。
            希特勒出獄之時,他創造的納粹意識形態已經成形。這一意識形態包含了許多毫不相干的東西:反猶主義、泛日耳曼主義、優生學、所謂的種族衛生學、地緣政治擴張主義、對民主和文化現代主義的敵視。當時這些思想都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只是沒人將其融合起來。希特勒身邊有一批直系下屬,其中包括天才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動派赫爾曼·戈林(Hermann G.ring)等。他們塑造了希特勒的領袖形象,并使他加深了自己的使命感。
            然而即便有他們,再加上街頭褐衫軍即沖鋒隊(Sturmabteilung)的暴力行動,希特勒在20年代行將結束之時在政治上也仍未取得任何突破。1928年5月納粹黨只贏得了2.6%的選票,社民黨領導的中間和偏左政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入主柏林。不過到了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價下跌,德國經濟形勢隨之急轉直下。而且,美國銀行從1924年就已經開始撤去扶助德國經濟復蘇的貸款。于是,德國銀行只能向德國公司索債,而德國公司別無選擇,要么裁人,要么破產。許多公司處境艱難。不到兩年時間,超過1/3的工人失業,數百萬人工資下降或者只能打短工。德國失業救濟保險體系徹底崩潰,許多人因此流離失所。同時,德國農業由于國際需求下降也開始土崩瓦解。
            納粹褐衫軍
            大蕭條在政治上引發了毀滅性的后果。所謂的大聯合政府四分五裂;對于如何應對危機,各黨意見很難統一,致使議會不能形成多數,無法產生決議。德國總統興登堡任命了一個以公開的保皇派天主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為核心、吸收了眾多專家的內閣。新內閣強制實施通貨緊縮,卻讓德國經濟形勢變得更加糟糕。促成這個決定的正是憲法第48條賦予總統的命令權,它使決定繞開了國會。這時,國會的政治權力一方面上移到了總統興登堡的圈子中,因為他有命令權,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頭,街頭暴力飛速增長,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軍在煽風點火。對加入褐衫軍的數千名年輕人來說,暴力很快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使他們幾乎如同染上毒癮一般,像在1914—1918年戰場上殺紅了眼的父輩一樣向共產黨人和社民黨人傾瀉著怒火。
            許多褐衫軍成員在30年代初都處于失業狀態。然而,并不是失業讓人們支持納粹分子。其實有更多的失業者投入了德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的懷抱。共產黨的選票一直穩定增長,達到了17%。1932年11月,共產黨在國會的席位擴大至100席。共產黨發動猛烈的革命動員,承諾要消滅資本主義,建立蘇維埃德國。這樣的承諾嚇壞了德國中產階級,他們太清楚1918年后俄國中產階級的慘狀了。眼見政府無力解決當前危機,同時又對共產主義崛起驚恐不已,他們不再支持那時候還在爭吵不休的傳統右派,開始向納粹集團靠攏。其他一些團體隨后跟進,其中包括許多新教小農和體力勞動者,他們出自社民黨文化傳統薄弱的地區。
            德國共產黨旗幟
            幾乎所有的中產階級政黨都已完全潰散,只有社民黨和中央黨成功地控制了損失。到了1932年,他們已經是僅存的溫和中間派。在國會他們相當無助,左翼是100位身穿整齊制服的共產黨人,右翼是196位納粹褐衫軍代表。政治的兩極對立已經達到極致。
            1930年9月和1932年7月的選舉顯示,納粹黨是一個能將各種反對力量攬入懷中的政黨,它既受到中產階級的強有力支持,也受到工人階級的歡迎。后者盡管較弱,但仍不容忽視。這樣,納粹黨在自己的傳統選民即中下層新教農業團體之外也獲得了支持。其他政黨對自己的選票流失感到驚訝,并試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納粹黨的成功與任何具體政策無關,而是基于它為德國未來規劃的遠景:人見人恨、只會制造悲劇的魏瑪共和國必須消失;德國人民將再次團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不分政黨和階級,就像1914年那樣;德國必須在國際舞臺上重振雄風,再次成為一股領導力量。
            這些多多少少就是納粹黨綱。納粹集團也根據受眾調整自己的政策。比如,當反猶主義沒有得到多少回應時納粹宣傳就對之緘口不言,這種情況出現在1928年多數選區。當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在街頭激戰正酣,興登堡周圍的陰謀家競相給老總統吹耳邊風時,第三股重要勢力開始介入政治斗爭:軍方。軍方對共產主義不斷崛起和街頭日益混亂的局面高度警惕;同時,它也將此看成一個機會,一個推翻魏瑪民主、實行威權主義軍事獨裁的機會。軍方希望軍事獨裁政權能夠廢除《凡爾賽和約》,把整個國家再次武裝起來,奪回德國丟失的領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
            保羅·馮·興登堡(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德國陸軍元帥,政治家,軍事家。魏瑪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 晚年其黯淡的精神力量、陳舊的思想和狹隘的觀察力使其后期的政治生涯受到損害。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的舉動,也成為日后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之一。1934年8月2日在任內逝世于東普魯士。
            1933年1月30日,在軍方同意之下,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新政府總理。而在新政府中,除了兩個例外,其余的全是保守主義者,他們的頭兒是副總理巴本。
            從事實角度來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標志著納粹奪權的開始,而不是一場保守派反革命運動的開始。希特勒避免了他十年前曾經犯下的錯誤:這次他的上臺符合憲法規定,還獲得了軍方和保守主義者的支持。
            上臺之后,希特勒面臨的問題變成了如何使自己從魏瑪共和國某任內閣總理變成一個一黨制國家的獨裁者。首先,他考慮讓街頭暴力加劇。他說服巴本任命赫爾曼·戈林為普魯士內政部長,這樣戈林便可以招納褐衫軍當輔警。褐衫軍暴徒到處挑事,打砸工會辦公室、毆打共產黨人、闖入社民黨會議現場打斷正常會議進程。
            2月28日納粹黨的機會來了。一個名叫馬里納斯·范德呂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蘭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為抗議失業的不公正,獨自一人燒毀了國會大廈。之后希特勒和戈林說服了早已心癢難耐的內閣,采取果斷措施鎮壓共產黨。包括黨的領導層在內,4,000名共產黨人旋即被捕,遭到毆打和虐待之后被送進了新建的集中營。接下來幾周,暴力和流血事件絲毫沒有減少。3月末,普魯士警察局報告稱,已經有2萬名共產黨人被關進監獄。到了該年夏天,被捕的共產黨人、社民黨人和工會人士已經超過10萬,甚至連官方都估計已經有600人死于拘禁之中。這一切都源于興登堡的總統令。在縱火案發生后的第二天晚上,興登堡下達緊急命令限制公民自由,并準許內閣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安全。本來只涉及范德呂伯一個人的行動,被后來的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描述為共產黨人武裝奪權的陰謀,這使很多中產階級選民堅信興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確。
            國會縱火案是德國納粹黨策劃的焚燒柏林國會大廈,借以打擊德國共產黨和其他反對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力量的陰謀事件。希特勒通過此次事件成功解散德國共產黨。
            到了6月末,國家人民黨宣布解散。剩下的唯一獨立大黨中央黨的命運與之相仿。納粹當局威脅要解雇天主教文職人員,并關閉其世俗機構。這時教宗正苦于共產主義的威脅,于是羅馬和德國政府達成協議:只要中央黨同意自行解散,納粹政權保證會兌現《授權法》通過時已經達成的協議。按照設想,這應該能夠保證天主教會在德國的完整性,包括其財產和組織機構。時間最終證明,這項協議就是廢紙一張,但同時中央黨卻和其他黨一樣消失于無形。1933年7月中旬,德國在法律上已經成為一個一黨制國家,因為納粹政府的一紙法律查禁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所有政黨。
            遭受厄運的不只是政黨和工會。納粹黨對現存的各種機構也展開了攻擊,影響到了整個社會。每一個州政府,德國聯邦政治體系之下的每一個州議會,每一個鎮、地區和地方委員會都遭到了無情清洗。《國會縱火案法令》和《授權法》被用來鎮壓所謂的國家公敵,當然其實就是納粹仇敵。所有全國性的志愿組織和地方俱樂部都被置于納粹集團的控制之下,包括工農業利益集團、體育協會、足球俱樂部、男聲唱詩班和婦女組織,不一而足。
            簡單來說,所有的組織生活都被納粹化了。帶有政治傾向的競爭性組織被合并為一個單一的納粹組織。志愿組織的時任領導人要么被粗暴地直接驅逐,要么被警告要向黨靠攏。許多組織驅逐了內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員,并宣誓要效忠于新的國家和政府機構。納粹黨將這整個過程稱為“整合”,從1933年3月一直持續到6月。最后留下來的非納粹組織只有軍隊和天主教會及其世俗組織。
            與此同時,政府還通過了一項法律,對文官系統展開清洗。德國的文官系統十分龐大,其中包括學校老師、大學職員、法官等在別的國家不歸政府控制的職業。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派、相當數量的天主教人士和保守派也被驅逐。當時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為保住工作,160萬人在1933年1月30日到5月1日之間加入了納粹黨,直至黨的領導層下令禁止更多人加入,而褐衫軍人數在1933年夏天已經增長到超過200萬。
            文職人員、法官等群體中真正因為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其實很少。很多人被解雇是因為種族問題。1933年4月7日納粹政權通過的《文官系統法》(Civil Service Law)允許解雇猶太裔文職官員,不過興登堡在其中加入的一個條款保住了猶太裔士兵和德皇在1914年之前任命的猶太裔文員的工作。希特勒宣稱,猶太人愛搞破壞,是必須被消滅的寄生蟲。但實際上多數猶太人都是中產階級,如果他們有政治傾向,那也都是常見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然而希特勒卻相信這些人曾經在一戰中預謀顛覆德國,并制造了魏瑪革命。的確有一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領導人是猶太人,但多數其實不是。不過這對納粹集團來說沒有區別。
            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猶太人
            3月選舉過后,納粹沖鋒隊在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施暴,追捕這條商業街上的猶太人,對他們拳打腳踢。猶太人集會也遇到襲擊。在整個德國范圍內,褐衫軍沖進法院把猶太裔法官和律師拽出來,用橡皮警棍毆打他們,讓他們滾出德國。如果一個被抓的猶太人同時是社民黨人或共產黨人,那他將會受到更加殘酷的折磨。截至6月末,超過40名猶太人被沖鋒隊殺害。
            1933年5月10日,德國大學生在19座大學城的主廣場上舉行集會,將大量猶太人和左翼作者的書堆起來燒掉。納粹集團試圖進行一場文化革命,一舉清除異質文化的影響,讓德國精神重生。異質文化以猶太人文化為主,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包括現代主義文化。德國人不能只是默認第三帝國的統治地位,他們必須用心和靈魂來支持它。約瑟夫·戈培爾建立的宣傳部迅速控制了文化和藝術領域,它是納粹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德語:Paul Joseph Goebbels,生卒: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德國政治家,演說家。其擔任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擅長講演,被稱為“宣傳的天才”、“納粹喉舌”,以鐵腕捍衛希特勒政權和維持第三帝國的體制,被認為是“創造希特勒的人”。
            但是,納粹主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徹底的現代現象,它利用最新技術、最新武器和最科學的方法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德國社會。在納粹分子看來,種族是一個科學概念。納粹分子把種族作為所有政策的基礎,按照自己所謂的科學方法改造人類社會。無論是宗教信仰、倫理考量還是長期稱頌的傳統,都必須為這次革命讓路。不過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覺得必須要告訴自己的追隨者們,是時候停止革命了,德國需要一段時間的穩定。本書就是從這里開始講起,這時候魏瑪共和國的殘骸已被徹底肅清,第三帝國終于掌握了權力。
            原標題:《戰爭與瘟疫:威權主義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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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 戰爭,瘟疫,威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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